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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动物学界的一座丰碑夏武平先生

----2009年3月27日我在美国访问期间收到了编辑部罗晓燕的邮件,告知夏武平先生去世了。我的老师王祖望先生给我发过来了讣告和治丧委员会名单,我作为《兽类学报》的代表在治丧委员会里面。讣告内容是:“我国兽类和啮齿动物生态学的开创者和奠基人,中国动物学会兽类学分会首任理事长、《兽类学报》首任主编,原中国科学院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所长、现名誉所长,原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动物生态研究室主任,夏武平先生,因病抢救无效于2009年3月27日凌晨仙逝,享年92岁”。为此,我写了两篇文章回忆夏先生,现整理在这里作为研究所所庆的材料。- 王德华 2012年7月29日于北京

动物学界的一座丰碑

在中国动物学界,在动物生态学界,在兽类学界,夏武平先生的名字是响当当的。夏先生是中国兽类学会和学会的期刊《兽类学报》的创始人。在抗美援朝期间,为了揭露美国使用细菌战,夏先生为此做出了重要贡献。夏先生应该是最早倡导和领导我国进行生态系统结构与功能的定点研究的先驱之一,他领导创立了中国第一个陆地生态系统野外观察台站—中国科学院海北高寒草甸生态系统定位站。

夏武平先生对我国动物生态学的发展、兽类学的发展,尤其是啮齿动物的生态学的发展,做出了突出的不可磨灭的贡献。他的学识,他的高瞻远瞩,他对学科方向的把握和敏锐的学术思维,都给人留下很深的印象。夏先生50年代就开始在东北开展鼠类的种群生态学研究,曾被誉为我国的“老鼠头”。他的学术思想和学科设想,在我国兽类学学术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兽类学会和动物生态专业委员会曾两次组织夏先生学术思想交流会。听着那些也已经白发苍苍的老前辈们讲述着昨天的故事,回忆与夏先生在一起的日子以及受到的影响,我们作为晚辈内心也同样受到很大的冲击。

回想起来跟夏先生接触的机会还是不少的。在西北高原生物所工作学习的时候,经常见到他。他作为答辩委员会成员参加过我的硕士学位论文答辩会,答辩会上没有提很尖锐的问题,倒是提了不少的建议。老先生对年轻人特别宽容。记得几次在所里听学术报告,夏先生都参加。有一次是一个外宾做鱼类方面的一个报告,给外宾翻译的人员搞不清楚这个物种,夏先生很快就给大家解释了,并说出了拉丁学名。在另一次报告会上,他对一种鼠兔的命名提出了自己的意见,说是从拉丁学名看将定名人的性别搞错了。也听我的老师给我讲过他去云南出差,利用休息的时间,去滇池考察,回来总结了一篇关于螺的学术论文。夏先生的科学精神和学术造诣是令人钦佩的。

印象比较深的还有两件事情,都是在西北高原所的时候。一次作为年轻人的代表参加研究室的会议,特邀了夏先生参加,当时有老师提到年轻人的发展和论文署名问题,以及出国问题,似乎有些怨言。夏先生说:他鼓励年轻人出国,我们一辈子的工资没有国外一个月挣得多,你怎么不让人家出去。至于文章问题,文章是敲门砖,我们应该帮助年轻人拥有这个敲门砖,尽快拥有这个敲门砖。不要跟年轻人抢文章,也不要在论文的署名上总是署在前面,要给年轻人机会。那次会议是第一次听到老先生对一些科研人员的批评,当时还心惊胆战的,会后也没敢跟朋友们聊起过。还有一次是夏先生办理退休手续,我们协助他整理办公室,并将一些他需要的东西搬回他的宿舍。记得他翻出一篇誊写在稿纸上的文章交给我,说交给所里的科技处或档案室吧,发表是没有什么价值了,但资料很好的,也许以后有人会做类似研究的时候会用得着。那是一篇黄鼠活动与洞口周围植物群落关系的文章,印象很深的是誊抄的那么清晰和认真,还有硫酸纸画的图。那天他让我们几个小年轻的在他家里坐一会儿,说跟我们说说话。他说,人生啊就是那么一段路,谁都会经过这一段,就那么几十年。这一段路走完了,使命就完成了。

后来他回到了北京跟家人一起居住。一般是在春节的时候或是他生日的时候,有机会就与老师们一起去看看他。在他老人家90岁大寿的时候,学会和相关单位专门为他举行了祝寿聚会。夏先生还是位诗人,据说曾出版过诗集。去年春节前去看望他的时候,他还将自己考虑的一首诗说给我们听呢,是关于中关村的时代变迁的,很有趣味。要知道,夏先生的眼睛不好,晚年失去了视力,全凭跟前的收音机了解外边的事情,凭自己的记忆记录着自己的思索。

2007年夏天在西宁召开的学术讨论会上,会议专门组织了夏先生学术思想座谈会。我的老师王祖望先生满怀深情地给大家讲述夏先生的故事,几次哽咽,最后含着热泪,建议我们起立,让当时的西北高原所的赵所长替他朗读夏先生为海北高寒草甸生态系统定位站题写的“牦牛精神”。

没有在高原工作的经历,难以体会当时高原上科研人员的艰辛,更难以体会高原科研工作者的那种奉献精神。夏先生以亲身的经历和感受,写出了高原科研人员的情操和追求:“忍处恶劣的条件,
啃食低矮的青草,
提供浓郁的乳汁,
充当高原的船舶,
不畏艰苦,忍辱负重,
不计报酬,但求贡献。
这种牦牛精神正是我们科技工作者的追求。”

 不畏艰苦,忍辱负重;不计报酬,但求贡献。今天读着,有点心酸。记得当年在高原工作,每月有8元钱的补贴,被戏称为“高原喘气费”。我自己也亲身经历过,因此深深的酸楚往喉咙上翻。西北工作条件差,环境艰苦,还经常受到排挤和歧视,要想干点工作是何等得不容易。西北高原所也曾被下放到青海省管理,记得图书馆卡片上还有“青海省生物研究所”的字样。就是在这种条件下,夏先生领导着西高所的科研人员坚持了下来,做出了成绩,显示了能力,赢得了荣誉。不了解那些过程的艰难,怎么能理解“牦牛精神”。夏先生对我国兽类学和啮齿动物生态学的发展所做出的巨大贡献将永载史册,他的学术思想和人格魅力,将永远是一座丰碑。

德艺双馨的学者

 夏先生是我国兽类生态学和啮齿动物生态学的开创者和奠基人。一个学者,在自己的国家开创了一片事业,发展了一个领域,一个学科,创建了一批队伍,影响了几代人,这才是一个学者的责任,这是大科学家的风采。他们的名字才是要写在我国科学事业发展史册上的。夏先生不是院士,没有几篇SCI论文。在学界,没有不敬佩的。

 在美国的朋友在电话里跟我聊起夏先生来。朋友说,现在已经不可能再出现夏先生这样的学者了,想想他们那一批人,每个人都是响当当的,在中国开天辟地。他还聊起让他印象很深的是夏先生对当时一桩老鼠药的官司的看法,老人家说:我们做学问的要相信,是假的,它永远真不了,是真的呢,也永远假不了。我也曾记得老先生说到领导干部的办事方式问题,老人家说:每个人都有私心,就看你的私心是重还是轻了。有的人私心轻了些,考虑自己少一些,相对就公平一些,就得到大家的支持和拥护,有的私心就重了些,不公平多了,自然会引起人家的反对。

记得读过夏先生写的一篇回忆录,发表在青海一个地方资料杂志上的。他回忆了西北高原所创业的艰难。记得谈到国家组织青藏高原的野外考察,西北高原所主动请战,人家北京就不同意西高所参加。最后没有办法,西高所自己组织了考察队伍,走在了全国考察队的前面。最后凭着收集的丰富的资料,参与了考察后的资料汇总和编著工作。也谈到创建野外生态系统定位观测站时,也受到一些排挤。海北高寒草甸生态系统定位站于1976年建站,还有一个由北京中科院植物所主建的内蒙古草原生态系统定位站于1979年建站,结果好像内蒙站受到的待遇要好一些,并加入了国际人与生物圈组织(MAB)。现在这些野外台站都已经成为国家定点观测的网络台站了。记得他描述的自己拄着拐棍在科学院院部走廊里等候向相关领导汇报的情形,那个时候人家几乎把中科院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这个名字都忘记了。可想而知,作为一个研究所的领导,心里是什么滋味。但他们还是坚持下来了。我在那里工作的时候,也听到一些老师的调侃,说他们是献了青春献终身,献了终身献子孙。确实有许多科研人员就是由于自己的工作而耽误了孩子的教育和学习,造成了一些遗憾。也确实有许多科研人员的尸骨埋在了那远离故乡的土地上。那个时候,组织纪律是第一位的。

 我1985年进入西北高原所,就知道了中国的“老鼠头”在这里。从图书馆、从生态室、从海北高寒草地生态系统定位站,逐渐知道了夏先生的很多事情。他创刊了《灭鼠和鼠类生物学研究报告》,创刊了《高原生物学集刊》,创刊了《兽类学报》,出版了《高寒草甸生态系统》(第一集,1982年)。这些都是划时代的贡献。听说当年创刊《兽类学报》也不是一帆风顺,当时学会的学报一般是由科学出版社出版发行。出身在大西北的《兽类学报》自然会受到另外的待遇,最后几经周转,开始的几期是甘肃人民出版社答应帮助印刷出版的。

夏先生的科学视野让人十分敬佩。他关注大熊猫的研究,他关注生物化学与野外生物学的结合,他关注生态平衡,他关注数学在生态学模型中的应用,他关注生态系统中结构和功能的研究,他关注生物群落的研究,他关注人类社会生态关系的研究,他关注动物行为学的研究… …这些方面,在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都有具体的措施和实施,开展了许多奠基性的工作。

夏先生好像没有出国留洋过,英文很好,从不盲目崇拜,坚持一个科学工作者的科学追求和科学信念。读夏先生的文章,就感觉是一位和善的学界老前辈在给你慢慢讲故事,不会感到生涩,不会感到我们中国学者的自卑。他也非常注意国际发展动向,这就是为什么很早他就提出建立野外生态观察台站,开展生态系统结构与功能研究。记得他曾建议研究人员要勤到图书馆去浏览一下新到的期刊,那怕是翻翻每一期的目录。他说他看到一期杂志上有篇关于C3、C4植物的文章,他就建议一些科研人员调查一下海北定位站的C3、C4植物分布情况,并与昆虫等植食性动物的关系等联系起来。现在看来这也是很有创新性的问题。后来也确实有所里的老师发表了关于C3、C4植物的论文。

夏先生的学识、气魄、胸怀、人品会永远值得我们怀念。这样德艺双馨的科学家也永远值得我们敬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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