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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值得珍藏的日子

(说明和自我介绍:王德华,1985年7月到1990年8月在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学习和工作,1988年在西高所获得硕士学位。1990年9月-1993年6月,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实验工作主要在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完成,经费和实验设备、空间等各方面依然是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提供。我把家从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搬迁到北京是1995年10月。现在北京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工作。

欣悉今年是建所50周年,有很多感慨,很多感激,很多留恋,很多回忆。所以,总想找一段宽裕的时间来梳理自己在高原生物所学习和生活的那些岁月,梳理那些应该感谢的人、应该怀念的人,梳理那些感动的事情、值得珍藏和留恋的故事。眼见截稿日期快到了,自己终没有坐下来去认真梳理。为了不留遗憾,将自己近年在博客里撰写的一些随笔,稍作整理,充作研究所建所50周年的纪念文章。-- 王德华 2012年7月29日于北京)

第一次跟导师去海北高寒草甸生态系统定位站

1985年7月,我从济南出发,踏上了西北的征程。从此开始了我的研究生生涯。 

经过在兰州大学一年的基础课学习、在研究所半年多的阅读文献后,完成了实验设计和开题报告,准备开始实施硕士论文工作了。当时定的题目是高原鼠兔 (Ochotona curzoniae) 和根田鼠 (Microtus oeconomus) 的褐色脂肪组织(Brown adipose tissue, BAT) 重量和组织结构及非颤抖性产热(nonshivering thermogenesis, NST)的季节性变化。由于受当时实验条件的限制,只能做些组织学和整体生理学方面的简单工作。褐色脂肪组织是第一次听说,尽管查阅了一些文献,但还没见过什么样。导师王祖望先生计划带我和师弟胡德夫去一趟位于青海省海北州门源县风匣口地区的中国科学院高寒草甸生态系统研究定位站,那里将是我们未来的工作地点,那里生存着我们的研究对象。那是1987年的1月,西北最严寒的月份。

坐着日本丰田越野车经过四五个小时的颠簸(那可不是一般的颠簸,在沙石路上坐在后坐上五脏六腑被颠得可谓翻江倒海),翻越祁连山后,很快就到达了定位站。为了能保证取样,决定用猎枪,导师给我们演示自己用弹壳、火药等制备子弹的过程。第二天早餐后,我们师徒三人就到了寒风刺骨、荒凉萧条的莽莽草原上,找寻着鼠兔的踪迹。高原鼠兔是不冬眠的,也没有发现有储存食物的习性(尽管有人说有贮草行为),天气再冷,也得出来找食物吃。导师扛着猎枪走在前面,我和师弟拿着塑料桶跟在后面。等看到有鼠兔活动时,我们蹑手蹑脚,慢慢靠前。看着先生停住脚步,缓缓举起猎枪,瞄准前面正在专心取食的鼠兔,随着“砰”的一声枪响,我们俩快步跑过去,拾起猎物。一声枪响后,由于周围的鼠兔受到惊吓,我们需要在草原上再走不少路,才能再次发现新的猎物。我们随着导师在大草原上漫步、搜寻着,实际上是在零下30多度的环境里在草原上转悠。在滴水成冰的温度下,什么保暖衣服都不管用的,一会儿整个身体就凉凉的,手和嘴也逐渐就不听使唤了。

午饭的时候,当时的王德须站长安排食堂的马师傅(听说已经过世了)专门为我们师徒仨熬了姜汤。姜汤下肚,暖和多了。捧着饭碗,冻僵了的手拿不住筷子,只好将马师傅炒的白菜拨到碗里,用手攥着筷子,将饭菜往嘴里拨拉。饭吃完了,手还是不听使唤。下午,导师让我们师兄弟俩出去自己取样。师弟是见过世面的人,读大学的时候就打过枪,很在行。我们俩在草原上转悠了近一个小时,也没有发现几只鼠兔。冬天的风很大,迎着风向喘不过气来。这么大的风,这么低的温度,动物身体散热是很快的,所以鼠兔也很少出来活动。师弟打了几枪,也没有什么收获。后来,我也鼓着勇气打过一枪,由于姿势不正确,枪响时枪托靠着的左肩部被撞得生痛,也就留下了恐惧症。再后来,在野外工作期间,需要取样的时候,都是我装好火药、铅弹制备好需要的子弹,让那些喜欢打枪的小伙子们帮我取样。说到我和师弟在草原上的个把小时,除了手被冻僵外,下颌也不能动了,说不出话来。那个时候才真正体验了什么叫冷,那是真冷。2001年冬,访问莫斯科期间在一个傍晚去莫斯科的红场,也是零下三十多度,不一会我们一行人就冻得难受,双脚冻得生痛生痛的,只好不停地踱步取暖。那种体验,真的是不容易忘,刻骨铭心。在接下来的一年时间里,我每月都去海北定位站进行代谢等相关测定和组织取样。那一年过得很充实,那是一段难忘的时光... ...

科学工作者,在艰苦的条件下从事科研工作,完成科研任务,经受一些磨难,是工作的需要。有人喜欢说思想境界高,具有为科研献身的精神。实际上没有什么高尚不高尚的,就是一种工作需要。能够耐受恶劣艰苦的条件,是一种毅力,说大了是一种精神,是一种职业精神,一种敬业精神。在那里从事研究工作的人,不会去逃避,不会去埋怨,以正常的心态,进行着正常的工作。更不会给组织提什么过分的要求和待遇。现在做科研各种条件都好多了,学术水平也高多了。当年的这种心态,却很难找回了。

 刚研究生毕业的他在狗吠狼吼的漆黑的荒野上游荡

上世纪80年代后期,我的朋友硕士刚毕业,参与了一项国际合作项目。在青海高原的那个夜晚,很有武侠的味道。

朋友的英文不是一般的好,大家都说他的英文比中文好。读书快,理解快,思维快,尤其是批判性思维突出,总会发表一些新奇的观点。英文写得好,说得也好。所以,有中美合作的项目,他就有机会参加了。

野外工作地点在青海省海南藏族自治州地区。在高寒草甸草原上跑车也是不得已的事情,坐在车里的人一会儿就被颠簸得两眼冒金星泪水直流,胃里的东西会很快回到口中,左右摇摆上下震动,屁股生痛,肚子难忍,头晃得昏晕,偶尔被车顶撞得抱头大喊一声。有一次在回住所的路上,越野车的一个车轮陷在草原上的坑里了,司机师傅使尽解数,坐车的人使尽吃奶的力气,最后也无法使车从坑里爬出来。司机师傅说找把铁锹就能把车弄出来。朋友说他去附近的藏民同胞家里借一把铁锹来。这样,他就朝着有帐篷的方向走去。但老外死活不相信用铁锹就能解决问题,坚持要徒步原路走回驻地。

在茫茫草原上是很难估计距离的,感觉很近,走起来会出乎意料地远。看似很低的山包包,走了老半天也走不到山顶。朋友走了很远,才发现远处有一个帐篷,就超那个方向走去。突然发现他的前面不远处,有一只藏獒,在虎视眈眈地瞪着他。他是动物行为学硕士,懂得动物都有自己的不可侵犯距离,他大概现在刚好处于这个临界点上。他慢慢蹲下身,捡起石头握在手中,静静站在藏獒的对面,瞪着藏獒。他与藏獒就这样对峙着,过了一会儿他感觉藏獒没有攻击他的意思,他开始慢慢地往后倒退,慢慢地、慢慢地,后退几步后,藏獒突然也回头走了。朋友说这是离开了藏獒的危险禁区了。

说到藏獒,说个我自己的故事。藏獒的厉害我是亲历过的。一次去野外取样,住在青海湖附近的旅馆。院子里有一只很大的藏獒,凶猛狂吼,十分吓人,栓在去食堂的路边上。每当从路边走,总是不自觉张望着旁边狂吼的藏獒。一天我路过的时候,藏獒狂吠,几次欲冲破缰绳的样子。我躲闪着,向另外一个小路拐去。没有想到,斜坡下小路旁的树桩子下也拴着一只小藏獒。可能是我无意进入它的禁区了,突然它跳起来向我扑来。人在危急的时候的表现自己都想象不出来,一直笨拙的我突然来了个倒滚翻,跌翻到斜坡上,望着还在狂叫的小藏獒。同事们着急询问被狗咬着了没有,我说没有,我还很自豪地说我来了个倒滚翻。回到宿舍后,感觉小腿部有点肿痛,挽起裤腿看,尽管穿着厚厚的牛仔裤、毛裤和衬裤,还是被小藏獒那锋利的牙齿咬穿了。同行的史小军懂医学,使劲给我在咬伤处挤着血迹,担心我被狂犬病感染。野外没有医疗条件,不敢多耽搁,第二天究提前结束工作后赶回西宁。回西宁需要连续3周打5针狂犬病疫苗。记得第一针打完就回不了家了,痛瘫了,没有经历过那么痛的针。

接着说朋友的经历。不知不觉天色暗下来了,草原上天黑得快。很快四周就漆黑了。远处的帐篷处有微弱的灯亮。他在草原上也越走越远,自己也不知在向何处走去,心里不觉害怕起来。一个人走在漆黑的荒野,一旦心理上顶不住,就真的害怕了。远处隐约传来狼的叫声,他真的开始害怕了。他把兜里的毛巾围在脖子上,然后在地上摸索着寻找着石子,将石子放在脖子周围,就这样围着石子“项链”的他开始了荒野上的游荡。他知道狼这一类的食肉兽类首先下手的就是咽喉部,所以要首先保护这个致命的部位。

话说等在车旁的司机等了半天没有等到朋友回来。徒步几十公里原路走回驻地的人们,吃完了晚饭,已经很是疲劳了,但还是挂记着在野外的朋友。左等右等,时间在不停地催促着,一直还是没有见到朋友的影子,这时人们开始着急了。赶紧开上另外的车,向实验地方向开去。等到了实验地没有也发现朋友的影子,焦急的人们在荒野上喊叫着朋友的名字,车灯左右将公路两边照得通明。人们一直在草原上找到凌晨近两点,才在去另一个州县的公路上发现了已经饥寒交迫、疲惫不堪、漫无目的地游荡着、呆着“石子项链”的朋友,两条公路相差了几十公里,可知道他一个人在漆黑的夜晚在茫茫草原上游荡了多远... ....

朋友是迷路了。在草原上天一黑是很难有方向感的,他只是凭感觉走,也就越走越远… …

几十年了,不知怎地,突然想起了这个故事。也许有些细节记忆有误,整个事情的脉络记忆还是很清楚的。这位朋友大家应该猜出来了,就是当年在海北站那片金露梅灌丛里披着雨衣游荡、被大家称为 “大侠”的研究甘肃鼠兔社会行为的我的师弟姜永进。

 在高原上我结识了研究植物生态位的他

他,高高的个子,结结实实的一条汉子。自从20多年前认识他,就是这个印象。

因为求学,我们相识。由于投机,我们成了至交。在西北高原西宁市2路公交车终点站旁边的院子里,在筒子楼里,我认识了他。在今天看来美丽无比的大草原上,我了解了他。

他生气的时候,喜欢挽袖子,强壮有力的胳膊,你真担心他会把拳头抡在谁的脑袋上,那一定不是谁都吃得消的。看起来像“青帮”的成员,实际上健壮的身躯下,那颗心细腻得让你感动,也脆弱得让你怜惜。他对朋友是火一样的热情。每每跟他聊天,都受感染。那爽朗的笑声,很有感染力。他曾为了与大学时期相恋很久的恋人分手而流泪痛苦过。在宿舍里那昏暗的灯光下,我认真地听着他那让人有些心碎的诉说。

后来啊,他结婚成家了。再后来他去南方一所大学读了博士,听说带着媳妇离开高原去了南方一个很美的地方。

很长时间没有见到他,有时在电话里听他聊天,每到新年总会接到他那熟悉的笔迹写着祝贺语的贺卡。再后来,逐渐知道了些他教书的情况。一次南方之行,促成了我们俩再次相见。我开会的城市离他所在的城市有几个小时的车路,他给我电话说说你要是不到我这里来,我就到你那里去。会议结束后,跟朋友一起去了他所在的城市。夜幕下,看见他在车站出站口站立着,突然的一刹那的陌生感只是由于那张多年不见、已经写满了沧桑的面孔。他看见我们后远远地就高高地后扬起了他那那长长的手臂。是激动,还好,泪珠子没有下来。这些年了,只闻其声,没见其人。虽然自己也是头发花白了,但还是感觉岁月把我这位朋友也变得苍老了许多。到了他安排的住处,他到楼下拿了几厅啤酒上来,还是昔日的习惯,腿一盘,点上烟,我们就这样一直开聊着,不知不觉到了第二天。

再后来又一次见到他,他已经有了房子,也就去了他的家里。满屋子的书,让我吃惊。他对所教的生态学课,不夸张说,几乎所有的我知道的中文像样的参考书,他几乎都买了。他从网上下载了很多很多的参考资料,很不错的新笔记本他却抱怨说速度有些慢,我说你的笔记本上已经没有空间了,电脑里储存的文件太多了。聊起他对生态学教材的了解,让我这个从事生态学研究的人感到汗颜,我认定他是个合格的勤奋的好老师。对教材的理解很是深刻,每个概念、每个知识点,开口就滔滔不绝,让你清楚了什么叫满腹经纶。他给我看他的课件,十分的精美,可见他背后下了多少功夫,查阅了多少书籍,翻阅了多少资料。我想,不管学生的基础如何,上他的课,应该是一种享受。他也一定会是学生们喜欢的老师。我觉得好老师应该就是这样的。

果然,后来他被学生们评为最受欢迎的老师,这是个很高的荣誉。获得这个荣誉后,他电话告诉了我。作为朋友,无限感慨,无限高兴。感慨的是当今这样的老师不多见了,高兴的是他的汗水换来了学生们的认可。我祝贺他,为他高兴。他说没有课题,想做研究做不了,没有论文发表,我说你现在的成绩比发表论文有价值,将自己的知识传授给乐于学习的学生们,是件多么欣慰的事情啊。

他的内心感情很丰富,对父母,对兄弟,对家庭,对孩子,对朋友。由于顾及的太多,所以生活中就有了许多的感慨,也就有时不时的烦恼。

我一想起他的名字,就会想像着他左手夹香烟,盘着腿,坐在你的对面,絮絮叨叨地聊着;一会儿给你添茶,一会儿催你喝茶的样子。大家也一定猜出他是谁了,是原生态室主任、海北站站长周兴民先生的高徒、研究高寒草甸生态系统中植物生态位的我的朋友陈波。

一位四年不知夏天味道的研究生

在高原上工作是艰苦的。在高寒缺氧的青藏高原上工作,更是艰苦的。

远离喧嚣的城市,没有生活的浪漫,高寒缺氧,没有网络,交通不便,物质贫乏… …在这样的环境中工作,需要有一种精神,需要心理承受能力,更需要强健的身体。这些对当今的年轻人的确是一种考验。

2010年6月初我去青海原子城(西海镇)地区从事野外工作,与西北高原所的一位80后的研究生小伙子同行。闲聊中得知他从内地来到高原快5年了,由于论文工作的需要,这几年来每年的4月到9月都是在海拔3800米左右的野外度过的。他聊起工作来,也会滔滔不绝。聊了些他工作上的事情后,他很随意地说道他已经4个夏天没有在城市里待了,所以至今还不知道省城的夏天是什么样子。他来到这里后,没有买过一件夏衣,没有买过一件短袖衣服。四年来,毛衣几乎没有离开过身。平平淡淡的几句话,却是很震撼我的心。一路上,我就在想象他这四年的工作生活,回味着他的话。他说他的适应能力很强,不是一般的强,什么样的饭菜都能适应,这确实是从事野外工作的好素质。他描述说野外工作时,中午就是喝凉水、啃饼子,几年都是这样。他说后来有位藏族老乡在中午给他送热奶茶,听他的描述你就会感觉的到他是多么感激那位藏族老乡。

我知道在3800米的高原上,可不是任何人都能适应的,何况还要从事体力劳动。高原反应是很难受的,以前只是听说,我这次有幸享受了一次,还是在3200米的高度上。他给我说了一件事情,更让我钦佩这位小伙子。他说有一次去西藏那曲工作,那里应该是海拔4000米以上了,他突然得了高原肺水肿。我听说过这种高原病的严重性,我问他什么感觉,他说喉咙里憋得慌,像被锁紧了一样,喘不上气来,非常难受。在拉萨医院里抢救时,他也看到同屋的一位病友,由于病情严重,生命终止被拉了出去。我问他当时心里害怕吗?他说当时已经不害怕了,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他说的很坦然,还带有点调侃的味道,我却心里很沉重,甚至有点毛骨悚然。我知道在高原上,生命是多么的坚强,也知道生命是的多么的脆弱。很久,我再没有问他什么话。

晚上我一个人在旅馆里,还是想着这个故事。小伙子憨厚的笑容,一直在眼前飘动。有一种什么东西一直在感动着我。我要写几句话,为了这位研究生小伙子,为了那些在高原上工作的人们。衷心祝福他们,健康保重。他就是新时代的研究生小曲,据说已经留所工作了。

我在读博士期间的两次有惊无险

人的生活中由于空间的变化会失去一些时间,失去的时间还会找回来,如不同地区的时差问题。我在读博士期间,曾有两次印象深刻的失去记忆,使得我这辈子也无法找回那两次失去记忆的时间了。

上个世纪90年代,自己做博士研究生的时候去野外活捕动物,测定光照和温度对其产热和代谢水平的影响。实验动物是生活在青海高原上金露梅灌丛中的一种叫根田鼠(Microtus oeconomus,有学者质疑是否与欧洲和北美的根田鼠是一个物种)的老鼠。在野外捕获动物用活捕笼,方法是将放有诱饵的活捕笼安放在有动物活动迹象的新鲜洞口或在其经常来往穿梭的跑道上,然后过一段时间后,进行巡回检查,将入笼被捕获的田鼠取出来。根田鼠属于昼行性动物,主要在白天活动。所以傍晚时分在结束一天的工作时,需要将捕鼠笼子收回来,背回驻地,第二天再继续。捕鼠地点是位于青海省门源县风匣口地区中国科学院海北高寒草甸生态系统定位站附近的金露梅灌丛。

有一天将笼子收回要收工的时候,突然晕倒在了草丛里。等醒来的时候,睁开眼发现自己躺在了草地上,感觉凉凉的,周围黑黑的,天上的星星在闪烁着。这时自己突然就明白发生了什么事情了。自己一直有贫血症,曾晕倒过多次。一般是如果猛然起身,就会感到头晕,头晕严重时就会晕倒失去知觉。估计这次晕倒是在用力捆绑收回的捕鼠笼时,突然引发头晕而倒地的。在草原上天黑得很快,一般天一黑藏族同胞家的藏獒是放开的。望着黑乎乎的周围,隐约听见远处几声狗叫,在空旷旷的草原上,格外清脆。心里一阵慌张,不自觉害怕起来。赶紧爬起身,拍打一下身上,然后撒腿就往有着灯亮的定位站的方向跑去。这次由于晕倒时间有点长,记忆比较深。

第二次记忆比较深刻的晕倒是在北师大。博士二年级的时候,冬天返回校园。有一天深夜,起夜去厕所小解。小解后,突然感觉一阵眩晕,很清楚自己将要慢慢倒下,双手迅速扶住小便池左边的水泥墙,下意识地用力向后倾斜,以免晕倒栽在小便池里。过了一会儿,头有种轰鸣声,感觉有点冷,两手一摸,是冰凉的地面,突然意识到是自己晕倒了。从地上爬起来,抓起抛落在地上的鸭绒衣,踉踉跄跄走回宿舍。被我起夜惊醒的同屋老李问:刚才哪里去了?怎么这么久?我爬上床,对老李说:赶紧到厕所替我把眼镜找回来。老李冒着严寒到厕所帮我找回眼镜,照看了我一会儿,他告诉我说我去厕所少说也有近20分钟。这么说,我有10几分钟是失去记忆的。

这两次晕倒印象较深,后来也经常假设,假设在昏睡时间长了....假设被藏獒访问....假设前栽在小便池里....还好,都没有发生,所以一直感到很幸运。那个时候,除了身体因素外,营养不足应该是造成贫血的一个重要原因。当时的我们生活压力也很大,孩子小、研究生津贴低。记得吃的方便面是散装的(没有调料包),同屋的老李每天晚上睡觉前的补品就是冲一杯白糖水、吃一根火腿肠。那个时候,我们几个老博士生中午经常是吃半分菜,早餐也难得吃一次油条和鸡蛋,一般是稀饭、馒头和咸菜。

那个时候,总是感觉时间不够用,总是感觉文献看不完,总是感觉有很多书需要读,感觉有一股力量在支撑着。不说为了国家的科学事业,不说为了攀登科学高峰,自私点说是为了远在千里之外自己照顾不上的孩子和持家留守太太的那一份祈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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