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思金露梅

辛光武　

 夏武平(1918—2009)河北柏乡人，1945年毕业于私立燕京大学生物系。历任原国立北平研究院动物研究所、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室实习研究员、助理研究员、副研究员、室主任。1966年调到青海高原，历任中国科学院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研究员、动物生态室主任、所长；1978年起，担任中国生态学会副理事长、中国动物学会常务理事、中国兽类学会理事长，是《兽类学报》、《高寒草句生态系统》、《高原生物学集刊》主编、《生态学报》副主编。他是中国著名的兽类学家和动物生态学家，我国兽类生态学和啮齿动物生态学的开拓者和奠基人。
他扎根青海高原，冲破阻力，在西高所率先成立生态研究室，并在海北建立高寒草甸生态系统定位站，开创了我国陆地生态系统定位研究的先河；在他的组织领导下，以新疆小家鼠大爆发为契机，连续16年对小家鼠进行了观测，使我国的生态学研究水平接近了国际水平。他还通过大量调查研究，首先提出了“凡鼠都有害的观点是错误的”，“鼠类在生态系统中的作用和功能是十分复杂的”观点，对农林牧和卫生系统等领域的鼠害治理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同时，他多次撰文提出鼠害治理的生态观，认为鼠害多在生态失衡的情况下产生。他在晚年双目失明的状况下，忍受寂寞和痛苦，继续为中国兽类学的科学发展思考，将毕生的精力献给了生态学事业。
“高原牛羊不怕寒，东海水母上山巅。任是大风卷沙暴，犹有鸿雁领头斑。但见青海湖水碧，不知湟鱼生活难。江河源头风光好，瘦马夕阳影如山”。常读夏先生的旧体诗《迎七一》，思绪万千，感慨不已。那是夏武平先生于1980年6月为庆祝党的生日所作。当然，我知道诗中的“水母’’是所指顽强生存在高原的水母雪莲，“头雁”即雁类中的青藏高原特有种斑头雁。夏先生并不是诗人，但他却用诗人的激情，生动形象地概括了青海高原的美丽山水和奇特物种。从中我也品味出一个中国生态学家对高原环境的担忧和企望。写诗的那年，他虽然年过花甲，但对高原的未来，却充满了自信。
48岁的夏先生，抛下条件优裕的北京，兴致勃勃地来到青海，参与高原生态科学研究的统领工作。精力旺盛，穿着朴素，多年都是一套蓝色或灰色的中山服。只是他的眼睛与众不同，修长的眉善良的眼，仅能看得见正前方的一圆圈景物。这一折磨人的顽疾还是受他父亲的遗传因素所致。夏先生的父亲夏纬瑛是一位德高望重的植物分类学家，喜诗歌与书法，由于眼疾，早年失明。1966年，他有《视衰》诗一首曰：“曾查秋毫末，迄不减舆薪。明敏少年事，昏瞀老来身。尚能知寒暖，聊以感旧新。东风扑面至，青草自己春。”
夏武平由于老父亲的严教，年少时在故乡河北柏乡入私塾学古文习算术，然后入中学，住校锻炼自立能力。后来考入了私立北京燕京大学生物系。记得夏先生给我说过，抗战期间，学校南迁，辗转至重庆时，生活维艰，由于他有英语基础，便一面上学，一面给援华美军军官团用英语教授汉语，挣些薪水填补生活，如此，也迫使他提高了英语口语能力。1945年抗战胜利，他也毕业了，回到北平先在北平研究院动物研究所从事腹足类和鱼类学研究。新中国成立后他接受国家任务，开始鼠疫防治的研究工作。
夏先生深入东北林区，开始从啮齿动物的分布、习性及生活史进行调查研究，成为了中国科学院所属研究机构首位涉足动物流行病研究领域的推动者。1952年，侵朝美军在朝鲜和我国东北地区悍然使用细菌武器，中科院当即组织有关专家进行科学调查。夏先生前往东北鉴定出一种美军空投的小田鼠，携带鼠疫杆菌，结果公布于“调查在朝鲜和中国的细菌战事实国际科学委员会报告书附件”中，对揭露和声讨美军违反国际法使用细菌战，拿出了有力的科学证据。这一成果的基础，当然是由于夏先生在东北对研究工作的极端负责，他几年来的啮齿类调查作为了坚实的科学依据。
之后，夏先生依然在东北大小兴安岭日夜奔跑，进行了小兴安岭红松直播防治鼠害的研究和流行性出血热宿主动物调查，带岭林区鼠类种群数量动态及其影响因子研究等一系列有关啮齿类动物生态学论文，连续发表在《动物学报》上，这是国内最早开展的动物系统观测工作。由于他对反细菌战的贡献、著名的十篇论文，因此使年轻的科学家，被科学院破格授予研究员资格。同时，被派为访问学者，走访了北非、东欧十国，影响遍及国际生物学界。在人类历史上，欧洲、北非所发生的鼠疫大灾难，人们至今还记忆犹新。后来，夏先生根据在东北林区22年的观测资料，所提出的数值模型分析，发现棕背鼠平三年出现一次数量高峰的变动规律。这对推动我国鼠类种群生态学的发展起着先导作用。正如他后来在一首诗中感慨地说：“常绿松山林中楼，永翠河水潺潺流。二十年资料出规律，鼠害预测居上游。”鼠疫与鼠的关系常常被人们所重视，但鼠类在自然界的地位，在生物链中的生态关系，所起的重要作用，却被人们所忽略。老鼠无孔不入，无处不在；老鼠偷油、盗粮、啃树、噬牧草、传播疾病，老鼠是“四害”，老鼠过街，人人喊打，都是人们厌恶鼠类的理由。可是，夏先生成为“老鼠头”之前，早在1962年，就和寿振黄先生共同主持建立了我国第一个动物生态研究室，主要通过种类和数量较多的鼠类为生态研究的代表种类，发展中国的兽类生态学。他首先提出了组建鼠类生态学研究组的规划，明确以种群动态及其调节研究为核心目标，积极从野外种群观测、实验生态与鼠害防治实践方向寻求相结合的发展空间。内蒙古草原面积辽阔，农业耕区交错其间，黄鼠、旅鼠、达吾尔鼠兔等鼠类种类数量很多，已经形成了对农牧业的危害。1963年，他前往内蒙古农牧区进行调查，萌生在青海及内蒙古农牧交错区建立两个长期生态定位站的想法。那时，夏先生有诗《朝沐》记道：“朝沐饧林水，夕宿蒙古包。不怕风霜苦，何畏烈日灼。草原科学建，尖兵意志高。心慕大庆人，为国立功劳。”此诗虽然具有明显的时代烙印，但艰苦搞生态研究的心境可见一斑。
夏先生1966年主动请求调到青海，率先在西高所成立了生态研究室。那时，西高所动物室已经根据当时的科研需要，建立有高原鼠兔组、鼢鼠组、昆虫组，结合防治进行生态研究。有一次他给我们说，我们国家的动物生态研究与美国及先进国家，差距有30年，我们再不搞就难以赶上他们，工业好赶，生物学就难赶。在他的直接领导下，生态动物研究工作先以种群数量最多，危害牧区生产最为严重的高原鼠兔开始，围绕着鼠兔研究，对高原地区产草量、草原退化、气候变化等等一系列的生态研究项目，开始在青海省海西、海北、黄南等地区定点进行。夏先生亲自带领几个年轻人，通过调查选点，决定在青海海北藏族自治州门源县建立高寒草甸生态系统定位站，推动了高寒草甸生态系统结构与功能的研究，开创了我国陆地生态系统定位研究的先河，实现了他的多年愿望。后来在他的组织下，汇编近20年的科研成果，在科学出版社出版《灭鼠与鼠类生物学研究报告》4集，《高寒草甸生态系统》4集，这几百篇论文，内容包括鸟、兽、虫、鱼和植物及土壤、寄生虫、微生物与气象等，对后来高原生态学研究的发展与世界接轨打下了坚实基础。1984年，夏先生提出在极端环境影响下兽类会随环境的变化而产生适应性；他提出生态系统中能流物流的作用，天敌或寄生虫与疾病对动物种群乃至生态系统的作用，兽类的化学通讯，以及种群动态、最佳获取量等一系列研究方向，为开创中国特色的以“鼠类种群生态学研究与鼠害治理实践相结合”的科学发展方向，奠定了坚实基础。
1970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北疆地区，发生大面积鼠害、虫害和鸟害，地域辽阔的北疆农牧区，向来是广种薄收，人们对许多鼠类、鸟类和蛇类的生态与防治都不甚了解。经新疆农牧业领导机关的请求，中国科学院派遣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和北京动物研究所联合前往新疆，解决生物灾害问题。西北高原生物所首当其冲担负起灭鼠防鼠的重要任务。我们课题组抽调出朱家贤、朱盛侃、狄淑兰和我四人，春节刚过就赶往乌鲁木齐市，在新疆灭鼠治蝗指挥部领导下，与新疆从事农牧、园林、防疫等部门科技人员，选点到受灾最为严重的昌吉州玛纳斯县，展开调查工作。北京动物所的朱靖、冯祚建，成都动物所的赵尔宓等科学家在塔城和伊宁地区调查蛇害鸟害。那时，夏先生虽然靠边站了，但仍然时刻关心着我们的防治工作。后来，夏先生也来我们在塔西河地区工作点，和我们一起每天都要采集许多老鼠，分类解剖。什么根田鼠、小家鼠、灰仓鼠、黄旅鼠、大沙鼠和柽柳沙鼠等等。我们穿着白大褂，解剖测检，登记体长体重、子宫角、胚胎数、胃存食糜，还有头骨、牙齿、眼眶等等一系列数据，来推算鼠类年龄结构、繁殖次数、种群数量等。
在夏先生主持下，新疆玛纳斯小家鼠生物学研究与预测预报研究项目坚持了16年，后来虽然我所人员撤出。2007年我再次去新疆时，玛纳斯鼠防站科研人员仍然在继续观察、调查，掌握着小家鼠鼠类种群变动的连续数据，这个已有近40年小家鼠种群动态数据的点，是具有前瞻性和开拓性的研究项目，实际上已经进入到国际先进行列。
私下，几个科研人员开玩笑说夏先生这个老鼠头“鼠目寸光”。其实，他很有眼光，爱惜人才，待人大度，具有前瞻性。在文化革命末期，冲破阻力，调进学外语的人才和启用受迫害的罗泽甫，给科研人员举办高中低三种学习班，学习英语、日语、德语；争取指标，让年轻的科研人员出国，或访问或深造，扩大眼界，进行对比，尽力把大家在文革中失去的时间抢回来。他倡导成立了中国兽类学会，他主持创办了有国际影响力的《兽类学报》。他尽可能地给大家创造轻松的环境，让大家心情舒畅地静心研究。夏先生颇具大家风范，提携后人，帮助那些爱学习爱钻研的年轻人。请马世骏等专家及外国的生态学家来所讲课，进行学术交流。他把许多出国考察的机会都给了青年学者。他重学历但又不唯学历，那时我还是个高中生，他常给我讲北京动物所有几个技术人员在组织和专家的培养下成为了研究员，他父亲的几个老同事都是由小学初中程度为起点，后来成为植物所、农土所的有名专家。但我虽然悟出先生语中之道，却怪我不成器，依然梦想走文学之路，枉费了夏先生的一片苦心。后来，他目疾严重，居住北京时，常听广播，当听到我的散文、通讯在中央台播出，向家人及西高所前去看望他的人讲：“我没看错，小辛是个优良品种，走到哪儿都会开花结果。”仍然对我进行鼓舞和鞭策。
我常见有人拿着一摞一摞的论文手稿，请夏先生审阅，先生也常交待活儿帮他打印文稿，抄写论文，那是我喜欢做的事情，因为我喜爱他写的钢笔字，也爱读他的论文，觉得那是一种享受，能够学到东西。别看他总管全所研究工作，那么忙，他自己几年中主持参加了“钩端螺旋体病的病源及流行病学研究-长江三峡和湖北神农架自然疫源地调查”、《中国动物志》、“朝鲜战争反对美帝国主义细菌战的研究工作——昆虫和田鼠部分”等项目，获得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奖；“长爪沙鼠综合防治及应用”获中国科学院科技进步三等奖，《高寒草甸生态系统》一、三集分别获得青海省科技进步三等奖和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二等奖。那几年先生真是忙啊，他有诗《不得闲》曰：“一从踏上三江源，历经风雨十二年。自怜眼瞎多病躯，犹是攻关不得闲。”正是他的真实写照。
夏先生从不会在人前做秀，更不善于在会上讲类似政治号召性的话语。可是他以自己在青海高原的切身体会，激励我们“忍处恶劣的条件，啃食低矮的青草，提供浓郁的乳汁，充当高原的船舶，不畏艰苦，忍辱负重，不计报酬，但求贡献。这种牦牛精神正是我们科技工作者的追求。”这如画如诗的语言，是他自己的真实写照，也是我们青海高原每个科技人员的精神品格。夏先生有诗赞曰：
牦牛笨拙不怕难，生态建站岂等闲。青藏高原缺氧初，西北大地丰产田。十年辛苦初创业，万里草甸何高寒?为学常思金露梅，顶风冒雪遍山峦。